杨献珍说，《小二黑结婚》比其作者赵树理（原名树礼）更有名。赵树理生就一派乐天性格，他多才多艺，善敲打锣鼓，还会唱，对艺术有一股子“疯迷”劲。“文革”中，他被打成“黑作家”“反革命”，株连上了“彭德怀杨献珍这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他像彭德怀一样，被打断了肋骨，还照样开批斗会，还照样被逼写认罪交代，1970年9月下旬，他倒下了。
“他比我小10岁，比彭老总小8岁。彭老总是否知道他被‘革死’的消息，我不得而知。应该让世人知道，《小二黑结婚》和彭德怀浦安修还有不小的缘分……”
1940年初，杨献珍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即向主持新华日报社的张磐石推荐赵树理。综合性半月刊《抗战生活》编委会有许多能干的笔杆子：何云、李伯钊、韩进、杨献珍、林火、王玉堂、孙泱、陈默君等。该刊辟有很多专栏：时事评述、经验教训、信箱词典、文艺等。赵树理在这里更能发挥自己“通俗杂家”的长处。该年夏天，北方局决定出版针对敌占区的周刊——《中国人》，更强调通俗化，喜闻乐见。这简直到了非赵树理莫属的地步。8开4版，容纳不过几千字。赵树理在第4版《大家看》副刊上，从小说诗歌到快板相声，从话剧歌（唱）剧到杂文语录，从鼓词猜谜到笑话歌谣，应有尽有。令人佩服的是，所有这些大都出自赵主编之手。有他的自嘲打油诗为证：《中国人》报，《中国人》报，＼一个编辑姓赵；他编，他写，他校；＼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小评论，小报道，＼大半作品老赵包。
1942年元月中旬，一二九师与太北区党委共同决定召开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四百多人在清漳河畔的曲园村聚会。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主持会议，首先致欢迎词，邓小平致开幕词。在座谈讨论中，发生了关于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问题的争论。提到普及问题，赵树理肯定要强调通俗性。他从马夫、勤务员等普通战士的立场出发，说明要“通俗到底”的道理。他要求建立“通俗文艺社”。
赵树理与会的身着打扮的确“通俗”，他头戴毡帽，着家乡棉袄，挎包里鼓鼓囊囊，和下身的军绑腿形成鲜明对照。这只是引起人们注意和争议的表面现象。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文学艺术的方向性问题。加上赵树理的言词尖刻，一场“会场空气异常紧张”（《四二年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纪要》用语）的争论必不可免了。等人们弄清了赵树理的真正用意，就变为严肃的课题了。
老百姓看的是旧书，战士从房东手里借到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糟粕居多的东西。赵树理大声疾呼：“它像敌人的‘挺进’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了，毒害着我们的人民。可惜我们却一向不干预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挤进它的阵地，打垮它，消灭它。”他又冷静地肯定旧东西在形式上的通俗性，我们应当学习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他反问：“一篇文艺作品，无论小说，戏剧，诗歌，以及其它等等，如果千百万人民看不懂，不愿看，听不懂，不愿听，一句话就是不为人民所接受，那文艺还有什么社会效果呢？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又在哪里呢？作家创作岂不是浪费笔墨和纸张吗？对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和好处呢？”赵树理反问之后来了个肯定的指责性判断：你是白吃了人民的小米饭！
杨献珍支持赵树理。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是赵树理的发现者，而主要是在于他认为赵树理的立场、观点和主张是切合时宜的。
赵树理在左权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常常看到，封建势力与封建思想表现在对待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婚姻方面的阻碍还相当厉害，甚至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他在县政府接触到一个案例，感受很深，详细讲给杨献珍听。19岁的农村民兵小队长岳冬至，人称神枪手。在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曾击毙两名日军，正式荣获抗日政府授予的特等射手称号。因和本村才貌出众的姑娘智英祥自由恋爱，被村长和青救会的秘书忌恨。他们对岳私设公堂，逼其承认“败坏腐化罪”，他们指控岳因有童养媳（才9岁，是父母包办），再和智恋爱“通奸”就是犯法等，岳自然不服，反说他们假公济私，私斗抗日民兵干部才真是违法。他们气极败坏，当场把岳打死，又伪造其在牛棚上吊自杀的现场。人们发现，因牛棚低矮，岳的腿根本没法离地自缢，同时又遍体鳞伤，显然是他杀，故而破案。从此，杨献珍与赵树理，彭德怀和浦安修，他们永生难忘其中遭迫害惨死的抗日英雄岳冬至的名字。
如何处理岳冬至这个悲剧？杨献珍同意赵树理变悲剧为喜剧的设想。但是，不要落入“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俗套，而要写出新意来。1943年春天，赵树理向杨献珍“交卷”——岳冬至和恋人智英祥在抗日政府的关照下终成眷属。岳冬至变成了刘家青抗先队长小二黑，小芹就是智英祥的化身。智英祥的母亲本来也是个悲剧人物：信奉“三圣教道会”的男女分离原则，迫使其丈夫流浪在外。但又不把此原则坚持到底，给女儿却物色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富商，遭女儿和两个儿子的坚决反对。于是她神经质地自缢身亡。赵树理把此人和自己过去写的剧本《神仙世界》中的神仙人物揉合在一起，就成了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至于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就是众所周知的赵树理之父亲大人的替身了。叫言情小说也好，说通俗故事也罢，包办儿女婚姻的旧派人物和冲破牢笼的新生人物都“写活”了。杨献珍拍案叫绝，立即拉着赵树理去见彭德怀和浦安修。杨献珍认为，这时期彭浦关系最好，情投意合特别舒畅；他们四人畅谈一番，彭德怀马上拍板，请浦安修去找太行山新华书店出版《小二黑结婚》，因为她是北方局妇救会的领导，过问有关妇女的工作是其份内的事。浦安修尤其喜爱赵树理的新作。她当然向新华书店力荐，并破例打出了彭德怀的“招牌”（自然是和杨献珍挂在一起的），说杨献珍和彭德怀如何如何重视《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迟迟不能面世。杨献珍和浦安修商量，还是要找副总司令开绿灯才行。彭德怀当着他们的面为其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彭德怀对杨献珍和浦安修说明，他着眼于“调查研究”的题词或许能起点作用。他还说自己不懂文艺，头一次这样“班门弄斧”，但愿这也是最后一次。他特请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拿着自己的题词去太行新华书店办“交涉”。1943年秋天《小二黑结婚》出版，扉页上印有彭德怀的题词。小说引起轰动，真是雅俗共赏深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仅在太行区就有数万册的销路。老百姓自发的将其改编成秧歌剧到处演唱。作者赵树理也一举成名，《小二黑结婚》成为代表作。彭德怀、杨献珍、浦安修等强调，这是从群众中来的作品，又回到群众中去，赵树理搞调查研究结硕果。
彭杨以及浦安修一方面为《小二黑结婚》的轰动效应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密切注意对其相反的议论。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有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强调根据地中心任务抗日的重要性，从而把《小二黑结婚》只是简单地归结为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相比之下，其意义就近乎为零了。杨献珍拍案而起，要写文章批驳之。浦安修双手赞成。彭德怀却慢条斯理地说，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支持赵树理的人不必急于去打笔仗，总会有人站出来讲公道话的。杨献珍只好把自己的火气暂时压住。当他听到有人说《小二黑结婚》是“海派货色”时，就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了。“抗日英雄小二黑和妇救会积极分子小芹竟被污蔑成十里洋场的蝴蝶鸳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上书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请求主持公道。彭德怀劝他还是耐着性子等待“公论”。
赵树理继续用作品说话，紧接着出版了另一篇名作《李有才板话》。在《李家庄的变迁》问世之后，郭沫若称赞赵树理“已经是一株大树了”；沈雁冰高度评价赵树理的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赵树理跻身于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常务理事行列，1946年夏，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说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谈到《小二黑结婚》时说：“作者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的、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势力的胜利。”杨献珍当时手里拿着发表周扬文章的《长城》杂志，逢人便说，“这就是彭老总要我耐心等待的公论。”
（摘自《纵横》，1998第4期，书真文。）
